文殊智慧的現代價值和永恒啟示

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其實都是當代史”；我們也可以說：一切哲學其實也是當代哲學，它們都是對當代問題所作出的思想回應；同時，古代的智慧也唯有經過今人的再理解和再闡釋，才可重新復活并獲得當代意義，才可不斷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文殊智慧也是如此。作為一種東方古老智慧和傳統文化中的精神遺產，文殊智慧所包涵的精神意蘊如果經過現代人的重新解讀、合理揚棄和理論重構，即可凸現出獨特的現代價值和現代意義。

一、文殊智慧可為現代文明的重構提供一種別樣的價值參照
自近代以來，整個世界在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歷史進程中，科技和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生存需求和發展需求，但同時也遭遇到了現代性危機。繼上帝死后，人似乎也死了。人一不小心落入自設的異化的陷阱，被自己占有的東西所占有，復又淪為肉欲和物欲的奴隸，成為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和無根可依的漂泊者。在出現了生態危機的同時，也出現了心態危機、價值危機和道德危機；人類進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發達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追逐了時髦，卻遺忘了古代智者早已提醒的原初語詞。所以，往往在最文明的地方同時也潛伏著最野蠻的力量。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即是明證。造成現代性危機的哲學根源是二元對立思維的擴張和理性主義的主宰，以及終極關懷的缺失和愛心的荒蕪。這些哲學上的偏頗落實在形而下層面，則會使人類的發展不斷陷入悖論的泥沼。人類最大的敵人變成了人類自身和每個人自身�，F代文明急需在重構中調整自己的價值航向，進而能夠真正尋求到一條走出異化怪圈、以人為本、多維和諧的新的發展之路，使人類得以“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在危機的臨界點上同時也孕育著解決危機的辦法。許多智者都開始思考和探索現代文明的重構問題，而現代文明的重構必然是一個返本開新的過程。真實的必是原本的，而且最初的往往就是最后的。古代的原初智慧或許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校正現代文明的偏弊，給現代人以清醒的警示�，F代文明的重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具體問題，但以下幾點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我們應當有一個出世的超越維度。過分物質化、肉欲化的追求會使人沉溺于感官享受而忽視更高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被物化和動物化，從而失去人類應有的高貴和尊嚴；會使人落入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陷阱，日益變得世俗化和低俗化，從而養成“消費性格”，成為一種“單向度”的人。出世的超越維度則可使人跳出自己業已陷入的現代性怪圈，站在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反觀人類自身及其與所處外部環境的關系，找到自己的“根”和“家”，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和高貴，意識到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價值，意識到自己心靈深處真正所需要的東西，意識到人類幸福的真諦，從而能夠役物而不役于物，在俗而超拔于俗，在回歸中完成心靈的超越。其實，通過向外逐物、向自然掠索來滿足欲望的文明發展模式極易導致人類逐物不返，將欲望變質為永無休止的“貪欲”，走向一種“深度迷失”，而人類的心靈深處就潛藏著幸福的源泉，驀然回首，反求諸己，注意發現和開發我們自身本有的資源，或許會建構一種最簡單、最節約、最和諧、最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綠色文明模式。這種出世的超越維度是對人類自身的提升和警醒，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永遠的航標和指南。

其次，我們需要一種整體圓融、多維和諧的智慧。這種智慧能夠有堅實可信、自身融貫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和實踐論，并且具有現代性、超前性、開放性和普世性。它應當有助于打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模式造成的各種對立、矛盾和阻隔，使世間萬物在終極性、同一性、圓融性的層面上達成新的整合；它應當有助于推進世界一體化的進程，并且促成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的多維和諧、多元共存。這種智慧遍布于中外古今的許多先哲和今哲的智慧中，需要在新的層次上加以梳理和會通。比如“現代新儒家”之一的方東美認為，華嚴學的“主要理論系統極能顯揚中國人在哲學智能上所發揮之廣大和諧性”，在中國文化“廣大和諧”的基本原則指導下，“當創造性超越破壞性時，和諧也同時蓋過了紛爭，那時所存的，乃是根據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凱旋”，這對于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富有啟發意義。

還有，我們需要愛心和靈性。在一個沒有彼此關愛、沒有同情友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無異于一場苦役。人類有太多的苦難、痛苦和煩惱需要用愛來撫慰、融化和拯救。只要彼此給予，就互相都能得到。許多人由“存者”進化為“智者”已屬難能可貴，但僅止于此是遠遠不夠的，還應當在智慧的引領下，進一步將自身提升為一個“愛者”：愛真理、愛自然、愛他人，這同時也是最好的愛自己；另外，面對無限存在和未知世界，建立在二元對立基礎上的理性和邏輯有時會捉襟見肘、悖論百出，還需要用活潑潑的靈性去把握。如果說理性是對本性的超越，那么，靈性則是對本性和理性的綜合超越。一個靈性的世界，是一個生機盎然、充滿創新活力的世界。

上述各點，我們皆可在文殊智慧哲學里找到基本的質素。它可為現代文明的重構提供別樣的價值參照。那種在“出離—解脫”中所體現出的終極關懷和超越維度，在“不厭生死、不欣涅槃”中所體現出的慈悲精神和救渡情懷以及在以“第一”解構、以“不二”圓融、以“逆挽”轉化、以“遮詮”顯示、以“三昧”證悟所體現出的智慧和靈性皆可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這種“原初的語詞”和獨特的智慧在某種程度上可重新喚醒潛伏在我們內心深處的“集體無意識”，可重新喚醒那些被我們在迷失中丟失的記憶，可重新激活我們的靈性和愛心。文殊智慧中盡管包含著許多需要剔除和揚棄的唯心主義雜質，但它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超越以及對待諸矛盾大而容之、圓而通之的精神，在當今矛盾重重多極化社會里仍然富有啟發意義，是療治“現代病”的一劑“紅塵清涼散”。如果我們能夠從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并從中衍生和轉換為現代人所需要的生態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諧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話，那么，最古老的東方智慧將重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并成為建設先進文化的取之不竭的價值資源。

文殊智慧既是佛地智慧的總體表征，同時也是東方智慧的一個典型標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子美先生認為，與西方的智慧之神雅典娜相對應，文殊是東方智慧之神，或者應當是東方智慧的象征；不僅如此，正如印順長老等所提示的那樣，文殊智慧還可說是中國禪宗的一個源頭。文殊直達“第一義諦”所彰顯的“頓悟”法門以及“不二法門”、“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皆為后來的中國禪宗所發揚廣大，但文殊智慧中還包含著比中國禪宗遠為豐富的內涵。在“禪學”已被許多人說濫了的今天，更為體系化的文殊智慧似乎還可在返本開新和重新復出中成為“禪學”的一個升級版本。

二、文殊智慧可為現代文殊文化的構建奠定一個哲學的義理基礎
中國的四大佛教名山五臺山、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目前皆致力于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殊智慧文化、普賢文化、觀音文化和地藏文化。其中，尤以觀音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內容最為豐富。由于五臺山被漢藏佛教徒共同確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而文殊菩薩在大乘佛教里又是主司智慧的菩薩，所以五臺山又被稱之為“智慧山”�？梢哉f，文殊智慧構成了五臺山佛學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位。素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盛譽的五臺山盡管已將文殊文化作為打造自己名山文化的特色定位，但目前對于文殊智慧本身所包含的哲學內蘊還是不甚了了。人們只知道智慧文殊之名，而昧于文殊智慧之實。這樣，沒有文殊智慧義理支撐的文殊文化也只能是一個徒有虛名的空殼，必將會因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而流于形式和低俗化。所以，文殊智慧哲學的構建是五臺山文殊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基礎的理論工程，它是文殊文化的精神內核和義理前提。人們可以首先通過對文殊智慧哲學的把握，更深層次地了解千余年來在五臺山上所形成的文殊文化和全方位的五臺山文化，從而提高佛教名山的旅游品位和文化層次，這可謂是文殊智慧哲學現代價值的又一種體現形式。文殊智慧哲學的發露，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驅散籠罩在佛教名山上空的神秘主義的迷霧，使人們不是在迷信中祈求護佑，而是在智慧中得到感悟，從內心中獲得拯救和解脫的力量，從而使佛教名山之游由“燒香拜佛、見廟磕頭”變為真正的“心中的朝圣”，這才是文殊智慧所要修成的正果。 回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