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東方智慧的象征

文殊——東方智慧的象征由印度在公元前后傳人中國。然而正是在中華大地，她才成為四大菩薩之首，并且影響到東亞乃至全球華人世界。文殊固然代表著般若智慧，即無漏——解脫煩惱的智慧。但無疑無所不包地融攝了世俗智慧，而且般若智本由世俗智轉化而來。由煩惱所激發，針對著具體的煩惱問題，如生老病死、婚姻家庭(菩薩本為在家眾)、宇宙眾生等等，如能在“中道”的引導下，想通了其中內在道理，并運用于生活，那就既享有解決這一類問題的快樂，也擁有了這方面的智慧。

　　雅典娜乃西方的智慧象征，西方文化的傳統源于兩希(希臘、希伯來)，但是希伯來文化傳統也深受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希臘哲學家、文學藝術家的影響，經歷了一個“希臘化”時期，近代的文藝復興。更是希臘文化傳統的回歸，而那些希臘文化大師，大多生于長于雅典，是雅典娜的崇拜者。

　　東西方智慧的象征，都誕生于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約相當于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這是東西方文化史上都難得遭遇的群星燦爛的時代。群星們創造了輝煌的希臘文明，由此雅典娜似乎也比較突出地體現了知性智慧、創造性智慧。相傳她掌管文化藝術、技藝及戰爭就是證明。同時期，印度、中國的諸子百家也展現了偉大的知性智慧、創造性智慧。但那時由于關山阻遏，文殊智慧與中國失之交臂。而當它終于傳入中國之時，中國士大夫的思維已受到儒學一統的束縛。本身又處在亂離之中。雖然中、印智慧傳統的碰撞也激發出燦爛的思想火花，但此時此刻，恐怕安定不得不成為他們的首要追求，并影響于大眾。于是。文殊體現的生存智慧與中華本土傳統的人生智慧相融合，在中國開始得到了突出的發揚。根據印順法師的研究，印度文化傳統強調“五明”，強調知性智慧、創造性智慧，與西方希伯來傳統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文殊本身就蘊含有知性智慧，其有關內涵在中國沒有得到彰顯，當是由時代造成的。

　　某一個時代的人類知性智慧，縱然可以發揮到相當的高度，但總是有限的。只有超越性智慧才能指向無限。雅典娜與文殊的共同特征就在于不僅包容著有限的世間智慧，還象征著無限的超越性智慧—大智慧。

　　文殊智慧的提倡與傳布在中國文化史上，似乎還存在著反復出現的現象，即使是在多個王朝的鼎盛期，佛教的般若智慧在五臺山也得到了提倡。例如北魏文成帝、孝文帝時期，五臺山佛教大盛， 《華嚴經》與文殊智慧得到了大力弘傳。唐朝太宗、高宗、武后時期，五臺山作為文殊道場的地位開始確立。清代的康乾盛世，帝王大臣也屢屢到五臺山朝圣，文殊智慧名揚中外。也許，當統治者順應民心，勵精圖治，般若智慧就會與歷來富于創造性的民間智慧產生共鳴。同樣，在中國歷代王朝的衰落期，文殊智慧也就被冷落，甚至被扭曲、背離了關懷社會的菩薩道。

　　超越性智慧與知性智慧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當價值理性支配著工具理性，也就是老百姓俗話所說的“聰明用在正道上”時，社會就會有序發展。反之，社會則亂像、危像頻現，如當今世界的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等，不能說與工具理性的膨脹無關，也不能說與片面強調雅典娜的知性智慧無關。

　　然而，我們看雅典奧運，幾乎每次都可看到歷經風雨滄桑的雅典娜神廟真跡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依然聳立在雅典衛城之上。而且雅典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允許超過衛城，于是雅典娜仍然高高在上地俯視著世間萬象。這固然與西方現代文化由他們的傳統一路發展而來有關．但即使與同處東方的日本、韓國比較，中國傳統的大智慧是否保存得更少了些，其原因雖復雜，但文化保守主義的缺位至少為其一，由此導致我們在城鄉建設、文化遺產保護以及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等問題上的反復折騰，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佛教佛學至今仍是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復位的有生力量之一，文殊乃佛教智慧的核心象征，在文殊——智慧佛教價值理性的發揚與引導下，有利于佛教針對存在著心態失衡的社會階層，發揮其一向富有特色的心理調節功能：有利于佛教進一步發揮其慈善公益、倫理自律、民俗化導、生態環境保護、維護世界和平、維護社會穩定等社會功能。五臺山是佛教文化遺產保存最多的地區之一，漢傳與藏傳佛教以及中國化佛教各宗在此匯聚，海外華人、乃至許多日本、韓國甚至尼泊爾人等都來此朝拜文殊。山西玄中寺作為中國與日本凈土宗的祖庭。則早在1973年4月就得到初步恢復，當時在趙樸初與正果法師的陪同下，以大河內隆弘和菅原惠慶為首的日本佛教訪華團朝拜了玄中寺，這實際上已宣告了中國轉向開放的先聲。這些都體現了佛教蘊含的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諸社會功能。 回首頁